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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文生财

 

中华国学文化是世界的东方经典
文/周 涧
 

    由于传媒职业和企业传播服务业务的关系,笔者经常要与许多企业老总相处,在与老总的交谈中,经常会听到他们时不时地像“脱口秀”一样,“溜”出“贤文”中的句子来。毕竟都是中华子孙,中华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染,会使每个人的语言思维中都带有明显的“国学”因子。
 
    提到“国学”,近几年在我国文化思潮中是愈来愈热旺起来。关于“国学”兴盛之因,笔者认为最核心的动因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国家信念的确立,因为中华文化学说中始终强调“中庸协和”的生存观和“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只有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才有可能繁茂“和谐社会”的民族生命大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带动国家的富有、国力的增强,“大国崛起”的民族心理驱使国人不得不去寻找自己生命本源的文化印记,只有这种独特的本源文化印记才有可能找准自己的行为坐标,从而在纷繁混杂的文化思潮交错冲撞下不迷失自我。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志向上来讲,“国学”是一定要“热”的,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克难制胜的精神支柱。
 
    当然,“国学热”并不是要狭义地去重拾“之乎者也”文辞和“汉服叩礼”形式,而是要广义地将带有“秦砖汉瓦”明显烙印的“中国之学”的优秀文化因子,以现代社会心理接受方式进行开掘与弘扬。同时,“国学热”一定不能与现实社会普通大众的生活和生存思考脱节,它必须要与当代的大众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国学热”要能够有效和切实推动“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同步成长,并且要让普通大众领略到它的现实实用价值魅力。否则,“国学热”就会骤热骤退,与世人无益,也与民族无益。
 
    其实,与国学“热”与“不热”无关,倒确实有一种“国学”在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冷”过,这就是充满人生智慧魅力的“《贤文》现象”。记得即使在将《贤文》列为封建糟粕被清扫的那个特殊年代,社会上仍然到处可见油印或手抄本的《贤文》在老百姓中私下流传。这是因为《贤文》内容与社会大众的生活紧密相关,几乎涵盖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加之其口语化的句子、通俗易懂的道理,因而人们视之为良师益友。实际上不管你是否接触过《增广贤文》或《警世贤文》的文本读物,但“贤文”的句子却耳熟能详,在人们的日常言谈中经常有“贤文”脱口而出。笔者在少年时就非常钦佩那些能出口成章的长辈,觉得他们太有语言才华了,后来才知道那些富有人生哲理的韵律句子,皆出自我国世代广泛流传的《贤文》。
 
    《贤文》就是这样伴随着中华子民的人生成长,成为一种滋润精神和灵魂的国学文化营养素。
 
    记得本书第三章《财富诚信意识》篇里提到过的“梦丝家”公司董事长汪龙溪先生,就曾给我讲过他童年学《贤文》的故事。在家父的促学下,汪龙溪六岁便能熟读《贤文》,并能够倒背如流;十岁时家父将写有事不三思惟恐忙中有错,气能一忍方知过后无忧;理道服人岂惧英雄似虎,律条不犯哪怕官法如炉。的字条贴在他的床头,以此训条教子。汪龙溪先生说,他的人生稳健成长和他的守法经营意识,都受益于《贤文》中正确理念的时时提醒。
 
    正是受到老总们经营管理思考“国学脱口秀”的影响,作者便想到是否也将这些与“财富”关系紧密的“脱口秀”汇集起来,让积极的财富意识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不仅有助于每个个体以及全社会的财富增长,同时也会使中华国学文化得到传承与弘扬。
 
    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文,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的开篇首句便告诫读者:昔日的名言典句,许多是对如何做人的诚恳教诲,需多读多记,以增长人生见识。了解当今的生活万象,应该以先贤的智慧作借鉴指导,因为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就没有现代文明的成长。
 
    《贤文》中的哲言智语都是历经了世世代代人生风雨检验的做人教诲,可谓至理名言。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人生观念,但《贤文》总体思想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中的句子大都是积极鼓励世人努力求上进、和谐求人生、正道求富贵的精神食粮。
 
    事实上,笔者编撰这本《贤文生财》,既是迎合了时下持续升温的“国学热”,更是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创富热潮,从经济学视角看,《贤文》中的许多句子无不饱含着商道财略的精辟哲理。既然中华传统文化中拥有这么丰富的财富智慧,就应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将其宣扬开来,让其成为国人创业创富的行为规则和思想指南。中华先贤的财富智慧,其实就是从古至今商业江湖万变不离其宗的经营管理方法论。
 
    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建设是主旋律,财富追求已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商业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品。因此,经营管理类书籍备受市场欢迎。但是,许多人选择经营管理类书籍盲目崇拜外国的舶来品,认为洋教徒的说教才是财富圣经。
 
    关于这个误区,我国知名燃气具企业——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黄启均先生,在一篇《读书与商道——从何鲁敏和张瑞敏读的书想到的》的文章里,作了深刻的剖析(全文录存如下):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企业老总们总是会通过读书来找到自己思想的位置。在华帝经营管理的多年实践中,我每年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选择和寻找适应企业需要的书籍。
 
    但我发现,读书里面可是大有学问的。
 
    何鲁敏是北京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说一本美国人写的《寻找优势》使他的企业整整走了10年弯路。由于他是清华大学工科出身,有学过管理,在创办亚都公司的时候,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当时在一位朋友那里找到一本《寻找优势》,他认真看了多遍,深受其影响。这本书是对美国30多家企业的成功案例的介绍和分析。书中总结了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在于:他们采取了非常宽松的管理方式,给了员工非常大的自主权,使员工们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时何鲁敏觉得既然是成功的办法,就应向人家学习。所以创业之初,亚都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宽松的管理模式,崇尚创新、崇尚激情。后来他发现,这本书误导了他的管理思想。那本书介绍的是美国企业界经验,美国企业的经验是建立在美国企业高度成熟(有一种严格的竞争制度,并且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是对在原来过度严格、过度规范管理制度的反思,提出来要“松松绑”。而在中国,既没有严格的法律环境,又在管理制度的建设上存在着空白,如果一开始企业管理就处于自由松弛状态,它就难以体现企业管理的职能,所以何鲁敏说亚都后来吃亏就吃在管理上,以至于亚都发展到第十年的时候,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管理体系,甚至连工作时间的规定都没有。
 
    何鲁敏说他读错了书,也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队伍中反思西方书籍的第一人,那么在现在企业家相对能力普遍缺乏的环境下,如何通过读书获得自己的能力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这个民族实在是有点过于宽容和伟大,对西方的东西特别情有独钟,对西方的许多理论都看做宝贝,什么学习型组织,什么团队精神,几百上千种管理理论被大量地引进和炒作,企业家们被灌输于一种观点:如果不学习这些东西,企业是无法发展的,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也是不能得到提高的。于是,在中国稍微有点钱的老板们,就当做《圣经》一样地听信了西方(也包括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言论。大量老板们坐到了管理学堂的位置上,当然也学会了一些大而无用,大而不当的伪学问。这些老板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的唯一收获可能是在名片上加了一个什么MBA之类的学历,好像在员工和社会面前底气增加了许多。
 
    我把西方这场有关学习的运动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目的除了销售大量的书籍产品外,最根本的是要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管理和经济,把中国的企业家永远放在学生的位置上,放在追随者的位置上,放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着力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本来应该只是对企业的研究)。这个阴谋在我看来,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中国商学院和企业的教材基本上被他们所控制,本来是一种实践的管理学问也被他们所控制。中国企业家们没有听德鲁克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什么都可以引进,就是不能引进管理。有良心的大师的真心话,我们没有听进去。
 
    但中国企业家张瑞敏似乎是个例外,对西方那套东西,他有他思辨的力量,他不会去茫然地接受一些东西,而是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张瑞敏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善于读书,他说他只爱读三本书:《老子》、《论语》、《孙子兵法》,他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出发开始了他的哲学思考,也开始了他的管理实践。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力量,企业家读书也是要获得一种力量,在我看来,那是要获得关于企业管理的能力。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很多现象反映的是企业家在企业快速发展中表现出能力的相对不够,这是我在许多企业发展过程中看到的一个结论。与企业家能力有关的一些现象有:
 
    1.企业越来越大,多元化的进程也成为一种强劲的趋势;
 
    2.企业人力资源越来越难以控制,人员结构呈现出多力冲撞,新员工与老员工之间的观念和价值矛盾难以调和;
 
    3.组织体现难以满足组织管理的需要,企业家的管理幅度与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4.企业原先的成功经验面临着无法突破的困境,企业家拼命希望通过一些所谓MBA课程的学习来获得解决的办法,但深陷知识的“网”中而无法自拔;
 
    5.豪情万丈,企业往往定位过高,而无内在的实力相结合,表现为明显的眼高手低,等等。

    同样是读书,何鲁敏读美国人写的《寻找优势》,结果是越读越糊涂,而张瑞敏读《老子》、《论语》、《孙子兵法》,获得了成功。简单地分析,不能说西方的书籍就有问题,中国的书籍就好,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企业家读书要做到:

    1.从中国的本土出发,从研究企业的自身中获得优势,如何寻找优势,不是看书本,而是重国情,重企业的实际;
 
    2.从企业的战略思维入手,张瑞敏读的书基本上是有关企业战略思维的,战略的思维能力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建议企业家们少读那些技术层面的书,而花些精力读些企业战略层面的书;
 
    3.《寻找优势》是术的层面,《老子》、《论语》、《孙子兵法》是属于道的层面,对企业家而言,道的层面更有价值。
 
    “敏而好学”,是我们的企业家们的共同优点,但读什么书,怎样去读书,确实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黄启均先生的精彩剖析,不能不引起我们在华夏热土上为财富创业的人们的深思。关于经营者读什么书,黄启均先生还说过:“实际上卡耐基等书都是表面的,中国很多传统的哲学体系,已经将现在创业和做完整人的智慧都包罗进去,其实在我们老祖宗的书中都有的。”
 
    的确,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月亮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曾是世界上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两百年前,中国的GDP比美国还要多。
 
    谈论“创富经”,最有权威的应该算中国致富鼻祖、有“商圣”之誉的白圭(公元前463年~公元前385年)。白圭在经商中,精于观察市场的变化。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略:当粮食丰收时,他就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而当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创富的实践感悟,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姜子牙那样多谋善断,像孙膑、吴起那样用兵神速,像商鞅那样推行法令言信行果。如果智不善应时谋变,勇不能当机决断,仁不顾道义取舍,强不会持久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商道之术了。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一直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
 
    应该说,白圭的富有中华文化智慧的“创富经”,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商业实用价值的鲜活生命力。
 
    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在一次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过读书的话题。冯仑说:“做企业之前,我读西方书比较多,做企业以后中国书读得比较多。主要读的是《庄子》、《道德经》。庄子是一种自由的智慧,他就好像浪上的一块木板,始终很轻松,我很喜欢庄子这样的生存状态。但是我认为老子的《道德经》是在中国做事最有效的方法。我希望做一个彻底的中国人,有中国式的语言,中国式的思维。我提倡中体西用,也提倡全球观、中国心。”
 
    统一企业集团董事长高清愿说:“《三国演义》是影响我最深的书,花了我六年时间才看完。故事中强调的‘忠’、‘仁’、‘义’,与我的人生价值观很接近。一个人的品德会决定他的气度和做人处世的态度,而‘忠’、‘仁’、‘义’是好品德的根本。因此,我对自己的要求和企业用人的标准,都要求‘品德第一’、‘德重于才’。能力可以培养,可是品行事关重大。统一集团重视名誉,做事从不投机取巧,一切都按照规矩做。”在高清愿看来,“西方的企业文化较为功利,对现实利益斤斤计较,比起传统的东方企业文化,少了分敦厚和感
情。”
 
    生于斯,成长于斯,安居乐业于斯,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华文化充满自豪与自信!
 
    别有一番意味的是,在本书编撰进程中,正值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最寒冷的冬时,西方无节制的物欲主义和过度透支的享乐主义,导致了世界财富生态的严重失衡。此时,更多的有识之士把尊崇和信赖的眼光都投向了“仁、勤、俭、慎”的中华国学文化,投向了“心正财正”的中华财富哲学观。华尔街的金融赌徒们玩弄的虚无的财富数字游戏,戏弄了那些不愿脚踏实地劳作却梦想一日暴富的人们,同时也戏弄了对西方MBA式经济管理学顶礼膜拜的人们!
 
    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让世人看到了不能管住内心灵魂的西方财富制度的虚伪与脆弱。于是人们不得不质疑放纵式的自由市场的美式资本主义究竟是幸福蓬莱还是灾难火山?
 
    当然,文化认同各有所求。但是中华子民一定会是对孕育自己生命和灵魂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拥有铭心刻骨的挚爱!
 
    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她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中断,一直发展到今天。在几千年的自然与人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竞择中,许多伟大的古文明都中断、消亡了,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华文明。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文化崇尚的是“天人合一”之大道。天不灭则道不灭,道不灭则中华文明不灭!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的长期发展而绵延兴旺、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仍然繁荣昌兴,是由于她的道德,也就是中华民族自身具有的以“人和”为核心价值的传统美德,作为长寿基因。西方现代理论的“以人为本”,其实早在东方文明的“仁者爱人”观念中得到充分体现。由此也可以延申说,“人和”与“爱人”也是我们世代华商能够生生不息、永立于世的最重要的商业美德。
 
    也由此,本书所提及的商界人物和财富观点,坚持一概不选外国人和洋经验的例子。这里并不是刻意排斥“他山之石”,而是要告诉广大读者,中国人自古便不缺财富智慧。
 
    笔者的思考有三:
 
    一是因为大家更熟悉自己身边的人物和事例,这样经验更易学、教训看得见,容易获得启迪教益的实效。
 
    二是因为“洋教徒”的东西毕竟“水土不服”,再好的嘉禾,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环境,也难枝繁叶茂,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行为文化的不同源,导致实践结果的不同“质”。事实上,大量优秀华商企业的成功,并不是靠外国教科书的辅导和点拨,而是靠其企业掌舵人的“本土化”的个性悟道。
 
    三是笔者坚定地认为:中华国学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要让中华民族个性依然成为世界的东方经典。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国学文化与财富的关系好比是生命灵与肉的关系,没有人性灵魂的健康,就不会有生命群体的物质文明保障。
 
    有许多国民崇尚外国人成熟的财富游戏规则,其实财富的最高游戏规则就是做人规则。中国商界广泛流传着一句最朴实也是最经典的话:“做生意就是做人。”以仁善、包容为价值核心的中华国学文化,既是做人哲学,同样也是财富哲学,只有将做人处世的道理弄通透了,把“人”做好了,才能够正道求财富和以平和心态持久拥有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先贤的智慧结晶的“贤文”,不仅是可以“生财”的,而且是一座可供华夏子孙世世代代开掘的价值无限的财富金矿!
 
    (本文系《贤文生财》后记